管你明亡清兴,我的享乐照样:晚明全阶层的病态自我

  接上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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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一个流氓横行的时代:军余泼皮与北京十虎   

  (1)晚明经济畸形下的问题

  晚明时期,虽然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表面上看起来非常好,但是各行各业都是畸形繁荣。从皇帝说,不断地给自己的私房找钱。结果,造成宦官为非作歹,例如明朝最残忍的宦官高寀终于被福建人民赶跑了!

  同时,晚明有多富?白银有多少?给一个数字:最多7.5亿两。尽管有这么多白银,那老百姓的生活如何?同样不咋样!

   

   

  西部百姓为了交“白银”做税——白银统一为唯一法定货币带来了所谓的方便,这是“一条鞭法”最大的贡献。西部缺银地区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有白银留存,张居正死后则开始卖这卖那,直到卖房卖地、卖儿鬻女。

  更为严重的是,朱元璋时期的一些好政策已经荡然无存。无论是皇帝、封建文人都没有考虑到当时封建社会最应该稳固的问题——三农。

  (2)晚明最可怜的阶层——农民却是人口主体

  谈到政策制定的时候,许多人往往喜欢谈出身决定政策导向。

  但是,很遗憾地说,从古至今的现实告诉我们:出身于农民并不一定就为农民利益服务,出身于商人(官商)家族的代表自然会对商人(官商)利益进行维护。

  为什么?

  因为农民利益过于分散,不要说一个农户,就是一个地区的所有农民的利益,都无法让官员正视。

   

   

   

  保护农民的利益能得到什么呢?保护了一个农民家族的利益,作为这个家族成员的官员能得到什么呢?几头耕牛?几把镰刀?保护商人阶层的利益可就不一样了,得到的物质利益不下几千、几万两白银。

  同时,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明朝中后期,文官集团反对提高商业税。

  (3)无官不商

  过去那种认为文官集团迂腐,不注重物质利益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明代后期,甚至到了“官员尽出商人”的地步。何也?正如我们评价欧美选举制度时经常提到的一点:竞选是需要资本的,所以,他们是有钱人利益的代表。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明代的官员。

  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是需要大量成本的,因此,商人家族出身的人就有了先天优势。贫寒子弟路费也是当地士绅们捐助的,这些人自然要对资助人进行报答。

   

   

   

  那么以上这些晚明的问题,谁应该负最大责任呢?

  答案就是明武宗之后的所有明朝皇帝! 

  曾国藩和左宗棠性格冲突,文襄与鸿章则是原则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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