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尤恩:听说有人说我邪恶,我很想见见他

在课堂上的麦克尤恩

  10月25日,英国小说家麦克尤恩抵达北京,开始了自己为时八天的中国行。26日为他“中国行”的第一站——参加第三届中国大学生21国际文学盛典,并发表了名为《如果有一天“人造人”写出了小说》的主题演讲。此活动之前,麦克尤恩也与人大课堂与人民大学创意写作班的学生聊了聊写作。

  七十岁的麦克尤恩未显老态,谈吐举止温文尔雅,可能由于他小说过于光怪陆离,当怀着各种揣测去看向现实中的麦克尤恩时,倒觉得他过分友好和平静。但是在聊天时,言谈中还是透露出他幽默有趣的一面。

  从《赎罪》《水泥花园》《在切瑟尔海滩上》《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到近年来的《追日》《坚果壳》......创作力依然旺盛的伊恩·麦克尤恩,某种层面上几乎定义了读者们对英国当代文学的全新认识。

  麦克尤恩谈在自己的工作状态是每天九点就坐在桌前,需要喝咖啡,然后非常努力的先不看报纸,“但是一般都会失败”。“我喜欢一边有一个记事小本,一边是电脑屏幕,我可以来回用。如果我手上有一个手机,我会很难集中精神工作。我夫人用一个软件叫自由飞人,这个软件可以让我们好几个小时不能上网,只能集中精神工作,我写小说写到好的时候写到畅快的时候很难停止,我是逼着自己如果写的好就一直写下去,因为我知道顺畅的一段是会完的,所以如果写的很顺我就逼着自己不能停。”麦克尤恩说。

麦克尤恩和他的中国责编们

  你可以走出卡夫卡,但很难活着逃出纳博科夫

  麦克尤恩21岁开始读卡夫卡、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并且感到“他们似乎打开了某种自由空间”,然后他试写各种短篇小说,“就像试穿不同的衣服”。“短篇小说形式成了我的写作百衲衣,这对一个起步阶段的作者来说很有用。”麦克尤恩谈过很多作家对他的有影响,如他所言:“你可以花五到六个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罗斯,如果结果并不是很糟糕,那么你就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扮扮纳博科夫。”

  在现场,他谈到,对自己影响最大的还是卡夫卡。“在卡夫卡之前,英国人写小说都是寻常的恋爱、结婚、吃什么穿什么以及人的阶级等等。我惊诧于当时英国文学界普遍的沉闷。但是直到我看到卡夫卡,他写一个人醒来时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可是他最担心的却是上不了班,而不是变成甲虫这件事。我喜欢这种幻想内容和现实情绪的结合,这就是我要寻找的,我想要的。”

  “而我喜欢纳博科夫是比较晚的事情了,在我的写作时期中属于很晚的阶段,我喜欢和模仿是正常的,但是过一段时间就必须放下,然后发展出自己的想法。纳博科夫有非常伟大的风格,他的句子非常紧凑,如果是进入他的小说世界并且学习效仿,你很难活着逃出来,当然你也会是一个快乐的囚犯。”

  麦克尤恩也在游刃有余地从各个小说家写作中汲取营养,有时甚至可以戏谑地应用,“比如《家庭制造》,是我在读过《北回归线》之后写得一个轻松滑稽的故事。我感谢亨利·米勒,并同时用一种滑稽的做爱故事取笑了他一把。这个故事也借用了一点罗斯的《波特诺的怨诉》。《伪装》效法了一点安格斯·威尔逊的《山莓果酱》。”

《伪装》

  当被问起用多久的时间可以抛弃掉别人的影响,确立自己的风格时,麦克尤恩说:“七年。其实是五到十年,但是我很喜欢七,所以是七年。”

  麦克尤恩谈到写作《坚果壳》是因为当时为了准备一个演讲,他重新阅读了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所以哈姆雷特的情节就进入了故事中胎儿的叙述过程,不知不觉地,《坚果壳》就成了哈姆雷特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坚果壳》

  麦克尤恩谈到莎士比亚时说,“他对早期人类的现代性的追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他让我们看到有一个自我到底是什么意义。我读书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对我们来说就像空气、阳光,我们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拥有他的语言,可以分享他的语言,所以我用我的小说去重塑了一次我跟莎士比亚的关系。”麦克尤恩说,在自己的小说生涯中曾有好几次不再相信小说,觉得小说整个事情没有意义,但正是这些他钟爱的作品让他一次次相信小说的美好。

  控制句子,给人物自由

  麦克尤恩也谈到,自己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结构自己的小说。

  “感觉现在新出现了一个需要解释你自己写的东西这样一个行业:你需要再写一个短篇小说去解释你的小说,但是其实写小说的乐趣就是它不断带来惊喜,一个东西可以引申另一个东西的产生。小说的两个主要的元素像绳子拧在一起一样:情节会派生角色,角色会影响情节,这个技巧是非常复杂的。写小说最开心的是,给你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一个本来很边缘的角色发展得非常灿烂,或者一个角色的行为把你的情节拉到一个新的阶段,当你写到最后你会完全忘记了发生的过程,所以解释真的很困难。”麦克尤恩说自己的写作就是控制自己的句子,但是给人物以自由。“我对我写下的句子有我非常坚持的控制,我写完句子的时候会不断回头看。”

  但他表示,自己也很乐意听到评论家们的声音,他们有时候把作家都不知道的东西写下来,尽管有的评论家是为了写而写。“我昨天知道,有中国评论家说,刚看到我的小说时,觉得我很邪恶,并说不想见到我。“麦克尤恩接着说:“我很期待见到他。”

  关于所谓的“邪恶”,麦克尤恩也有自己的回应,他谈到自己故事的主人公的确很多都是边缘人,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也让他对自己的阶层产生焦虑,“在读当时的文坛大人物安格斯·威尔逊、金斯利·艾米斯和艾丽斯·墨多克的作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无计切入。我不了解他们描述的中产阶级世界,对西利托和斯托利笔下的工人阶级世界也完全陌生。我要找到一个与历史和社会都剥离的虚构世界。所以这些人物身上都带有我的气息,我的孤独,我对社会肌理构造的无知,连同我对融入社会肌理,发生社会联系的渴望。所以他们就这副怪样子出来了。”麦克尤恩在一次访谈中说。

  麦克尤恩很强调写作时的“试错”:“有时我本来想沿着一个方向写,但是最后机缘巧合地偏离了,这种机缘巧合地错误也给我一些启示。”麦克尤恩也谈到,在小说《阿姆斯特丹》中就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发生。”

  或多或少的,我们写了同样的小说

  麦克尤恩说,即便他很努力地把写的小说和自己的生活留出一个很大距离,回头看时,自己的生活还是以隐喻的方式藏在自己的小说中。“写小说是很尴尬的事情,要打破这种尴尬是很难的。正如有人说过,没有人能写五百字的小说,而在其中没有暴露自己的性格。”麦克尤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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