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网站刊发格非专访:文学艺术是现实最敏感的触须

格非

  “你也有可能成为大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

  问:您认为写出好文章的关键是什么?普通人如何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格非:你的感悟、你的洞见,你对世界有没有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世界没有看法的作家,怎么训练也没有用。这个过程,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来积累,涉及到你个人的生活、经历。你对生活是不是严肃、认真,也有关系。有的人匆匆忙忙打发了一生,不经过大脑,不经过感情的发酵。有的人失恋,会痛苦很长时间,有的人几个小时就忘了。生活、命运带给一个人的馈赠有时候是相当痛苦的,一个人经受痛苦的时候也没想将来把它写成小说,可当他经历了这些东西,一旦想写作的时候,他写作的内容、材料的质地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一开始要做的就是破除迷信。不要觉得那些大作家多么了不起,你也有可能成为大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有的人在各方面修养不是很好的状态下,一鸣惊人写出了传世之作。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大作家,他们的文字水平起初并不高,比如沈从文,他早年开始写作时文化水平并不高,他有的是勇气和他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的价值的确信,这个非常重要。你要能够确信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好的,你无条件地认可这个东西,这样的思维习惯会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解放感和取之不竭的写作动力,使得你下笔如有神助。我把这称为一种火热的工作状态,你的大脑在燃烧,你的句子都像是在烧,我们所谓的“烧脑”。这样的状态下,你写出来的句子总是漂亮的。有时候不见得和你的写作量、词汇量、读书的多少有直接的关联。

  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有时候写作的人畏首畏脚,觉得自己水平不够、词汇量很少、想象力也不够,也缺乏训练,这种时候就会束手束脚,重重障碍像大山压着你,你是根本没办法写作的。所以我觉得写作的第一步,要训练自己——一旦开始写作,就要处于一种绝对的自由状态,让你放松,有助于帮你把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所以我有时候跟学生开玩笑,写作需要经历一个不顾一切、糊涂乱抹、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阶段,这个阶段特别重要。

  然后就是精力的投入。一个作家面对电脑、稿纸进行写作,他需要全力以赴,需要开辟一个新的领地,这当中有点像在黑暗中寻找道路。投入90%还是91%的精力,是完全不同的。你不要小看这百分之一的精力,有的时候你就差百分之一的投入,可能就会差出很多。

  “一个优秀的作家既要精通现实,也要与传统或历史建立对话关系。”

  问:您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成为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代表性作家。进入新世纪以后,您的创作风格开始向中国古典文学靠拢,比如“江南三部曲”被人们看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回归,您如何看待这种回归?

  格非:简单来说,在整个席卷全球的现代主义运动中,不论是在欧美,还是在其它国家和地区,作家和艺术家对传统的看法一直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是拥抱未来和现在、摆脱过去、描述新现实的冲动,另一方面,如果传统和历史被彻底丢弃了,个人存在的依据立刻就会成为问题——也就是说,离开了历史和传统,我们实际上无法说明自身。我在1980年开始写作的时候,差不多就处于这样一个矛盾中。《褐色鸟群》这样的作品带有比较强的实验性,但差不多同时写的《迷舟》,其实已经对传统(尤其是历史记忆)有了一些兴趣。但对于这种矛盾,我当时并没有很认真地加以思考。到了1990年代,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中国的古典文学、哲学和历史著作,有1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写任何作品,直到2003年创作《江南三部曲》。那时,我对于文学创作已经有了相对比较成形的看法。那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既要精通现实,也要与传统或历史建立对话关系。

  问:您在17岁之前都是在农村度过,这段记忆对您写作“江南三部曲”提供了怎样的经验和启发?

  格非:我在17岁前基本上生活在江苏丹徒的农村。由于我们老家的村庄在长江边,相对偏僻,不通公路,通电也是很晚的事,因此,我的记忆中,多少保留了一些中国古代村庄的样貌,传统的礼仪风俗相对保存完好。另外,我记事的时候,差不多是1960年代末,对那个时期农村人民公社的记忆也比较深。1981年之后,我来到了上海,在那里生活了20年后,调入北京。因此我在写《江南三部曲》的时候,实际上已经积累了三个方面的经验:大城市的生活阅历,人民公社时代的乡村记忆以及历史及古代乡村的遗存。按照“公羊三世说”,差不多就是所见世、所闻世以及所传闻世。这三个方面的经验交织在一起,为《江南三部曲》的写作提供了契机。

  “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成就耸立在远处,谁都不能视而不见。同时,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也逐步建立起了现代文学传统。”

  问:您的创作从中国古代各种体裁的文艺作品中汲取了哪些营养?

  格非: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十分丰富。对我来说,至少有以下几个大类特别重要。一是诗词歌赋、散文、戏曲所代表的抒情言志的传统,二是由笔记、传奇、志怪、小品所代表的古文小说传统,三是话本、明清章回体所代表的白话小说传统,四是史传类作品所代表的历史叙事传统。我认为这几个大类的作品之间其实有着紧密的联系。比如说,《红楼梦》的创作既有诗词、戏曲的影响,在叙事方式和人物塑造上,也继承了史传类作品的笔法。

  说到我自己所受到的影响,可能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是尽可能用平正、辩证和客观的态度去观察和描写人物,也就是说,在观察和描写人物的时候,不要一开始就抱有偏见。不要把自己的观点或情感强加给人物,而应当设身处地为人物着想。也就是说,对自己可以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对作品中的人物应当具有一定的包容度,这样才能避免千人一面。比如说,在《红楼梦》中,薛蟠毫无疑问是个“反面人物”,但曹雪芹并没有完全抹杀他性格中可爱的一面。

  其次,尽可能让人物自己呈现自己,不要直接进行是非判断,将褒贬的权力交给读者。在这方面,司马迁是最为杰出的代表。

  另外,就小说而言,通过对话或“声口”来塑造人物,是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80年代的作品很少描写人物对话,后来在反复阅读章回体小说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人物话语的重要性。

  问:中国传统文学资源对现代文学的发展有什么价值?我们应该如何继承和利用这一笔财富?

  格非:实际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一度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质疑、批判乃至完全否定的激进主义洪流,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整理国故、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的保守主义思潮。这种矛盾运动,与西方文学界在面临现代性冲击时对传统“既拒又迎”的焦虑,大致相仿。我们从陈独秀和鲁迅身上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矛盾和焦虑。我认为,现代文学中出现的这种激进主义虽有些极端,但并非不可理解。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转型中,面对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压力,如果不对文化制度、思想意识、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语言方式进行大胆的革新,我们如何从一个文明古国迈入现代社会?但时至今日,我们毕竟已经有了更多的余裕和空间,可以更为从容,更为公正客观地面对传统文化。

  我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成就耸立在远处,谁都不能视而不见,同时,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在融入世界文学的过程中,也逐步建立起了现代文学传统。所以,我在很多年前就在强调,我们面对的其实有两个传统。中国文学要继续往前走,我们必须同时关注这两个路标。中国的现代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整个世界文学的版图之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文学真正意义上的“主体性”尚未完全确立。这需要中国一代代作家继续为此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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