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性扰乱轨制该是什么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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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女博士实名举报北航博导性骚扰,称有7名女生受害的新闻引发网络热议,一场声讨性骚扰的群众运动方兴未艾。网友激愤于其中的权力关系,抗议强权者滥用职权对弱势方的凌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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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性骚扰中,掺杂权力因素的性骚扰危害最重。不仅损害其身心,而且危及受害人的生存权。

  对职业前程的忧虑、抵抗所引发的来自施害者的恫吓,常常使受害人不得不三缄其口。隐忍对外传递出去的信息是“这可以接受”;对内是误食苍蝇般恶心和蚀骨般疼痛,其后果必然是雪上加霜。

  待受害者“武装到牙齿”,足以逃离罗网,心理强大得不再在意俗人泼的污水,才站出来指控性骚扰者时,如果性骚扰不是仍在持续,基本就超出了1年的诉讼时效;如果没有时效中断、中止情形,原告就失去了胜诉权。

  正如西方法谚云:“法律不保护那些躺在权利上睡大觉的人”。

  因此,受害人需要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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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坏人”。

  确实,只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愈演愈烈的权力关系中的性骚扰。

  那么,如何“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

  立法机关应当出台明确的惩处性骚扰规范。例如,教育部可以出台规章,责令每个学校,尤其是高校,均须出台防治校园性骚扰制度。

  在这方面,大陆以外地区可资借鉴的经验非常丰富。例如,香港科技大学于2004年出台的防治性骚扰政策,明确规定了性骚扰定义和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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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学防治性骚扰网站页面

  港科大的防治性骚扰政策规定:性骚扰是指一人对另一人提出不受欢迎的性请求,或不受欢迎的性方面的好处的要求,和其他具有性本质的言语或身体行为。

  香港科技大学在防治办法中给出了性骚扰的一些具体例子。(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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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香港科技大学性骚扰政策》

  其解决途径包括正式与非正式两种。非正式解决程序没有书面记录,是通过私人调解而非公共制裁来制止骚扰。因为性骚扰越早获得处理,越可使指控人和被指控人免受潜在的损害。所以当某人感到被性骚扰时,他或她可以首先采取非正式的解决途径。

  非正式的解决途径包括直接与被指控人谈话,或是寻找一名容易相处的调解人,如上级、学生辅导员、学监(hall warden)或其他管理人员。这些人可以为投诉人提供意见和支持,也可作为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非正式调解人。监管人员有责任确保在工作场所和教育环境中消除性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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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图自《香港科技大学性骚扰政策》

  当发生性骚扰行为时,监管人员不应以忽视来宽恕该行为。当这种行为被监管人员得知后,他或她应该向侵犯人提出建议,并试图通过非正式途径解决此问题。

  当非正式途径无法解决性骚扰事件时,或者某人相信只有正式投诉才能提供救济,他或她可以启动一个正式的投诉程序。

  香港科技大学正式的投诉程序是投诉人通过与性别平等官员(GEO)会面,在GEO办公室中留下书面记录。

  GEO提供投诉人可用的选择、服务、救济和程序方面的建议,获得投诉行为的证人信息以及其他有关被指控性骚扰行为的证据,帮助他/她起草投诉书。

  GEO将在投诉之日起一月内决定投诉是否真实。他或她将对投诉人的指控进行初步调查,包括与投诉人指定的所投诉的性骚扰行为的证人秘密会面。根据调查,GEO将决定是否继续处理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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