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在上海与日方谈了什么 让蒋介石下令对其构陷

  蒋介石对唐绍仪继续背着自己与日方交往十分不满,他担心一旦唐决定下水翻脸揭出内幕对自己大为不利,命令戴笠转告在香港的杜月笙致函劝唐绍仪离沪,但唐回信说他宁可当亡国奴决不会当汉奸,并说不要怀疑他和逼他太甚,加以拒绝。杜月笙对他如此“不给面子”也很恼火,转告戴笠说唐决不肯离沪。于是,戴笠向蒋介石汇报要求动手。

  原题:唐绍仪留在上海跟日本人谈了什么 让蒋介石下令军统斧劈暗杀 ?

  土肥原“工作”开始后,中统局侦察到这一计划,密报给蒋介石,当即拟定对策,决定等待时机,对吴、靳、唐3人进行观察,只要谁与日本合作,就对其采取制裁手段,以阻止伪政权的成立。当时在天津的靳云鹏“不但不答应,反而秘密派人与蒋联系”,而吴佩孚、唐绍仪对日本的诱骗态度暧昧,甚至叛向明显,“重庆方面以为,上海、北平的唐绍仪、吴佩孚先后答应了,就把唐、吴先后干掉”。于是便上演了重庆特工刺杀“南唐北吴”的一幕。

  唐绍仪,字少川,广东香山县唐家湾人。生于1860年。14岁时,由清政府选派加入了容闳带领的幼童赴美国留学团,经中学升入到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1年学成回国。1885年后唐绍仪长期跟随李鸿章与袁世凯,以善办洋务著称。辛亥革命后,唐绍仪充当袁世凯内阁的全权代表,参加南北和谈并出任第一任袁政府内阁总理。唐为了标榜政党内阁,加入了中国同盟会。1912年6月,他因不满袁世凯的专横,辞职赴沪从事工商活动。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唐绍仪南去,担任军政府财政部长,后又被推为护法军政府“七总裁”之一。1919年年初他又任南方的总代表进行了“南北和谈”。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蒋介石聘他为高级顾问,他没有就职,反而参加了西南军阀的反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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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合作,唐挂名历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因他对蒋介石不满,而长期寓居于上海。抗战全面爆发前,蒋介石曾欲任唐为驻美大使,想利用他借美国的力量来调解中日事件。但唐绍仪向蒋介石要求拨数百万美元为交际费,蒋介石没有同意,转而请他直接与日本人谋和。唐绍仪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从事与日本当局有关人士接洽谋和的工作,但因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而作罢。上海沦陷后,唐绍仪继续留居上海法租界,没有随国民政府西撤,并继续与日本方面秘密联系。

  鉴于唐绍仪在当时中国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重庆政府密切关注他的动向。1938年年初,蒋介石托人捎带亲笔信给唐,要他赶快离开上海赴武汉,并以国民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一职相许,但被唐拒绝。1938年3月中旬,外面盛传唐将落水当汉奸,唐绍仪对此不置可否,并拒绝了广州抗日团体要他南返的呼吁和汇去的旅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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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7月,土肥原的“对华特别委员会”在上海虹口东体育场路七号一幢西式洋房内设立了名为“重光堂”的办事处,通过各种途径与唐绍仪联系。1938年9月,土肥原亲自到上海,秘密访问了唐绍仪,进行了两次会谈。唐则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华安合群保险公司大厦里开了一间办公室,据称是为了草拟关于建立汉奸中央政府的计划草案。

  在会谈中,唐绍仪的女婿岑德广与日方具体商讨了“合作”问题。日方提出让唐绍仪“出任新政府首脑”,“由吴佩孚在旁予以协助,成为新中央政府骨干”,并要求“新中央政府于十月底成立”。而岑德广在会谈中就唐绍仪出山“收拾局面”、组织汉奸中央政府等问题,向日方提出了方案,包括对日方的种种保证与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其《解决东亚危机及谋求永久和平之方案》中,岑德广向日方提出,以“唐绍仪为中心”,组织统一的中央政府。还对未来的汉奸中央政府做了如下设想:拟定政府名称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用青天白日旗,“以北京为陪都,由国民政府特派一政务高级大员常驻,以便就近处置一般事务”。关于基本国策,提出“防共睦邻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并以民主政体彻底保障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对于友邦之一切条约均继续实行”。关于军事,提出为“维持国内治安及‘剿灭’共产党之必要”,须建立国防常备军80万人。除此而外,此次会谈中还对其汉奸政府的组织系统、“干部人才”的网罗、“中心机关”的活动经费、工作事项、反蒋倒蒋计划、对日关系,以及正式登台前准备发表的《和平救国宣言》提纲,都做了详细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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