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生计对我们每私家的开罪达了不行承受的水平

  一个作家在讲解作品时是可以长驱直入的,这对他有天然的合法性,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然比学者幸运和幸福很多。2017年12月17日,受凤凰网文化邀请,阎连科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给读者们带来了一堂文本细读课。为什么要讲博尔赫斯?这个理由却或许是阎连科的无奈甚至哀求,阎连科说在我们既拒绝向东也不能向西的年代,像博尔赫斯一样写作或许是一次策略性的迂回。当我们已无力像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写出生存的苦难,对于文本空间本身的可能性开拓或许是抵制那些撒娇卖萌文学的一张药方。

  “苦咖啡文学的写法是从二十世纪向19世纪回撤”,“《南方》里的每一句话都在带动情节的前进”……这不愧是真正的文学课堂,讨论的是具体的文学技巧和现象,是以作品现身说法的文学史。脱离理论和学术的包袱,这或许就是作家胜于学院派的地方。

  “苦咖啡文学”是阎连科对当下中国文坛风向的判断。“咖啡再苦也是咖啡,有一点冷酷,有一点人性,到最后一定是甜美。我也不是说这种文学不好,但是它现在太多了。”毫无疑问,阎连科对待文学的姿态里有激情和崇高,就如他自己所言,有“老一代作家”对“民族”、“命运”、“兴亡”这些文学阐释辉煌主题的无比尊敬和渴望。然而在这个“佛系”当道的年代,文学展示生存的困境与苦难,这是否是一个已经远去的使命呢?亦或是生存困境的本身已经发生了转移?

阎连科

  以下为演讲实录

  1.  

  十年前我到阿根廷的玫瑰公墓去找博尔赫斯的墓碑,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博尔赫斯,我问导游:“博尔赫斯在阿根廷难道就没有一点名声吗?”我想其实博尔赫斯是非常不希望我们这样大庭广众去讲他的,他在阿根廷几乎真的是沉寂在深层的故事中间的,甚至只在图书馆的某个角落放着。第二次返回到玫瑰公墓的时候我找到了博尔赫斯小小的墓碑,是我们这个纸张的一半这么大。

  我想不论是博尔赫斯还是他的夫人都不会想到博尔赫斯在中国,尤其在法国在欧美有这么大的影响。我想博尔赫斯是一个冷文学,冷文学我们讲起来可能更加有趣,也更难听一些,更不热闹一点,但是我们讲起《南方》来,会发现这个人的写作至少和我们中国作家确实是不一样的。

  我为什么要选讲博尔赫斯这个话题,原因很多,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上午忽然想到:今天,中国文坛到了一个巨大的被误导误读的时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今天都非常清楚,社会要求作家和文学必须承担起太阳、月亮的功能,而文学恰恰又没有这个功能。文学是非常寒冷的,作家也是非常寂静的,他只是希望在太阳下边晒晒暖,在月光下边交谈交谈,散散步而已。

  对文学这个功能的要求是一个回归,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都是这样的,但是在有这样功能的时候,我们从来没写出像博尔赫斯这么好的小说来。当我们赋予文学这么大功能的时候,我们发现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是什么样的文学呢?——颂政文学。《人民的名义》,它非常清晰的就是这种文学,它是不是文学我们且不去讨论,有多好我们不去讨论,但这种文学以后会越来越多,小说、诗歌、散文会回到我们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乃至于回到文革时的样子。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这个东西我想没有什么好不好,习主席要求我们要歌颂党,歌颂中国,歌颂人民,歌颂英雄,在这四个歌颂的基础上,这个文学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但需要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忽然发现,年代不再是那个年代,作家不再是那个时代的作家了。

  为什么说我们再也写不出《青春之歌》,写不出《烈火金钢》,写不出《野火春风斗古城》,写不出“三红一创”这样的作品了?因为今天的作家和那时候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作家对某一种政治的信仰是坚定不移的,他写出这样的作品是非常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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