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病得尖锐的时辰,我写了一首小诗

  编者按:昨天是史铁生的生日。每次说起他,大家会有感于史铁生的人生遭遇,并试图在他身上获得可以摆脱“丧”的正能量。有时史铁生被标签化了,人们知道他是残疾人,是病人。连史铁生自己都说,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但他真正让我们怀念的就是他有力量的文字。

  关于生死,他坦然,“死是一件无法急着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能完全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原本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会有颗星又熄灭。但他说,人死了,就变成一颗星星,给走夜道儿的人照个亮。听他这么一讲,告别也没有多可怕了。

  史铁生在人生的后半段写了很多关于宗教、信仰、生死的体悟,有人看不懂,有人却看得泪流满面。面对公众,他说些“大道理”;面对朋友家人,他是个有情欲的普通人,虽然生着病,做着透析,但在往来书信里,会轻轻说些爱情的务实和浪漫,“爱情,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相互敞开。”

  以下内容来自《史铁生全集》,今日,在难得披露的书信中,来听史铁生“谈情说爱”。

1980年代初中期,史铁生在雍和宫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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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鸣:友人,相识于90年代初。德语教师,翻译,编剧,现居上海。)

  给李健鸣:

  您好!

  我正读刘小枫的一篇文章,谈卡夫卡的,《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其中有这样一段:“这种受苦是私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不是现世社会意义上的,所以根本不干正义的事。为这私人的受苦寻求社会或人类的正义,不仅荒唐,而且会制造出更多的恶。”

  我想,这就是写作永远可以生存的根据。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

  早年这让我感到荒唐透顶,后来慢慢明白,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地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这处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学以及任何功法可以改变的,而是必然逼迫着你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问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关心社会正义,而是说,人的处境远远大于社会,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

  最近我总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真是独一无二的神来之笔。

  人是步入歧途了,生来就像是走错了地方。这地方怎么一切都好像中了魔法?狂热的叫卖声中,进行的是一场骗术比赛,人们的快意多半系于骗术的胜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竟是千姿百态的木偶)中走,定一定神,隐隐地甚至可以听见魔法师的窃笑。

  我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正像剧中人想起(和希望别人也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样,仿佛是想起了一个亘古的神约。这神约无法证实,这神约存在于你不断地想起它,不断地魂牵梦萦。但是中了魔法的人有几个还能再相信那神约呢?

  “马里昂巴”与“戈多”大有关联,前者是神约是希望,后者是魔法是绝境。

  我经常觉得,我与文学并不相干,我只是写作(有时甚至不能写,只是想)。我不知道写作可以归到怎样的“学”里去。写作就像自语,就像冥思、梦想、祈祷、忏悔……是人的现实之外的一份自由和期盼,是面对根本性苦难的必要练习。写作不是能学来的(不像文学),并无任何学理可循。

  数学二字顺理成章,文学二字常让我莫名其妙,除非它仅仅指理论。还是昆德拉说得对:任何生活都比你想象得复杂(大意)。理论是要走向简单,写作是走进复杂。

  当然,写作与写作不同,有些只是为了卖,有些主要是为了写。就像说书瞎子,嘴里说着的一部是为了衣食,心里如果还有一部,就未必是大家都能听懂的。

  我曾经写过:人与人的差别大于人与猪的差别。人与猪的差别是一个定数,人与人的差别却是无穷大。所以,人与人的交往多半肤浅。或者说,只有在比较肤浅的层面上,交往是容易的。一旦走进复杂,人与人就是相互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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