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伦敦雾》操者科顿:伦敦雾为怎样此龟龄?

  “伦敦雾是什么?它不仅是一个物理对象,一个抽象的语义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网络中的结点。”《伦敦雾:一部演变史》译后记这句话可谓凝练。与我们熟知的,以“污染原因→污染危害→污染治理”为脉络的此类题材著作不同,克里斯蒂娜·科顿(Christine L. Corton)笔下的“伦敦雾”更像一面镜子,一种表征,投射出不同时期社会心态、思想气氛和现实问题。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间近一个半世纪的“长寿”岁月里,伦敦雾弥散在狄更斯,史蒂文森,康拉德这些天才小说家们的作品中,定格在惠斯勒、莫奈等该时代最伟大艺术家的画笔下,又或成为犯罪或侦探等通俗文学内神秘或黑暗事物的符号,幽默与讽刺漫画中熟悉的调侃对象与灵感来源。《伦敦雾》的特色之一,便是展现了文学作品、通俗小说、报刊或画作中的伦敦雾,并让读者看到大雾之下不同职业、不同群体的生活面貌:

  诸如身处充满灰尘的环境中的磨坊、工厂、纺织厂工人,他们脆弱而短命,不得不借助酒精“来赶走体内的雾霾”;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看似受到最多尊重,实则在法律和道德上最弱势,大雾和日益增长的男性暴力凶险成为所有阶层敢于独自外出的女性的威胁;对艺术家而言,阴沉的大雾让伦敦的白天如同黑夜,一些画家不得不擦洗天窗,好提高一点工作室的能见度,但另一些外来画家却在浓雾中找到了艺术的灵感……我们能看到伦敦雾是如何与伦敦人的日常生活纠缠,并逐渐被后者视为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伦敦素描——11月的雾》,大雾下,灯倌在为行人引路,四下一片混乱。  图片来源:《伦敦雾》配图

  在呈现雾霾之下复杂的文化心态和生活面貌的同时,科顿始终关注着一个问题:伦敦雾为何持续了如此之久?在这本书内,读者看到了伦敦雾治理中接二两三的失败故事:

  19世纪中叶,国会下议院议员威廉·麦金农成立的委员会在8年间提交了不下6次报告以试图促成某种法案降低烟尘污染,这些呼吁都被工业家利益的代表们打败了,一些人甚至以“污浊的天气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为由辩护。1873年,本世纪内最具毁灭性的大雾爆发,一些新的法案终于出台并使控制烟尘的措施有了强制性,但随着城市迅速扩张,家庭燃煤骤增,“法律很快被首都暴增的人口吞没了”。19世纪80年代,医生和医学杂志作者欧内斯特·哈特(Ernest Hart)和社会改革家奥克塔维亚·希尔(Octavia Hill)建立了烟雾委员会,试图将人们对主要污染源的关注从工厂转向家庭;但整个20世纪头几十年,议会和立法都对干预家庭领域感到迟疑;英国人将燃烧的火焰和温暖的壁炉视为不可侵犯的权利,并对煤气普遍抱以不信任,“尽管被告知我家煤火产生的烟会毒害外面的人,可我更不愿意在屋内就被煤气毒死!” 一位保守党议员如此声言。

  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前,伦敦雾的治理都未曾获得真正的胜利。1952年12月4日,一场冬雾降临伦敦。没有人料到这会是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雾之一:交通受到严重影响,动物和牲畜备受折磨,全年烟雾致死数可能高达12000人。这场凶险的“伦敦烟雾事件”后成为伦敦雾治理历史中的转折点:此后普通民众开始觉醒,工党和保守党都开始承诺清洁空气立法,随着1956年《清洁空气法》终获通过,伦敦雾进入尾声。

伦敦1952年大雾霾的照片图片来源:《大雾霾》配图

  伦敦雾到底是如何消失的呢?公众意识的觉醒显然是必要的。可另一方面,正如另一位书写伦敦雾霾治理史(《大雾霾》)的作者彼得·布尔布林科姆(Peter Brimblecombe)所说:“如果没有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条件,即使1952年的大雾霾也不会成为取得成功的同盟军。如果人们还有仆人们为他们清洁肮脏的壁炉和火炉,谁会为变革施加压力?如果人们没有对电和煤气合理定价,谁会由于禁用便宜、有效地取暖燃料而变得冰冷的家奔走呼号?”普遍治理的意愿和严格贯彻的法律构成了空气清洁的重要动力,但社会整体的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才是雾霾驱散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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