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我没有写长篇的焦炙,但有致命经历的焦炙

  70后最受关注的作家阿乙终于出了第一部长篇——《早上九点叫醒我》。小说名来源自阿乙读过的博尔赫斯的一本访谈录。博尔赫斯提到要写一篇短篇小说,题目叫《早上九点叫醒我》。但在博尔赫斯的作品里,阿乙并没有发现这部小说,便就用这句话——早上九点叫醒我——做书名。小说里,主人公宏阳喝醉后,向自己的内人叮嘱,让她做一个人体闹钟,到了早上叫醒他。次日晨,等到要叫醒他的时候,他的内人发现他已经死了:他把自己喝“死”了。

  小说由此开始,通过对一场仓促、敷衍的葬礼的讲述,回溯了宏阳——一名曾被简单认为只是亡命之徒的文盲——如何利用自身的暴力优势和必要的诈术,成长为镇上闻人的经历。在这个人身上,没有爱情、信仰、义气和亲情。小说通过他,对逐渐消失的乡村及其人物进行了画卷式的描写。

  阿乙声称,这是他此生唯一一部长篇。为什么这是唯一一部长篇?为什么他喜欢在小说里进行如此多形式上的实验?他如何评价自己这部长篇?12月23日下午,阿乙来到思南公馆,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新书,澎湃新闻记者借这个机会对阿乙进行了专访。

70后最受关注的作家阿乙

  形式实验不是为了炫耀,是因为需要

  澎湃新闻:这本小说是先有的意大利文版,然后再出的中文版,你是目前同代作家里最受西方市场欢迎的作家,你怎么看为什么你的作品在西方这么受欢迎?

  阿乙:有一个瑞典的出版商叫伊爱娃,她最先引进了我和任晓雯的作品,她有一个观点,说瑞典人读我的作品没有隔阂,我的故事不是带有一个明显的地域性、风俗性的,瑞典人读起来很顺畅。我写小说的目的也是为了讲一个全人类都可以读懂的故事,从全人类的经验出发,并不是要从单一的某一个民族、地域出发。还有另一点是我读的外国文学过多,甚至是太多了,受它的影响很多。我一直认为我是用西方文学的技法来开启本土的叙事资源。中国作家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用古代的《金瓶梅》《红楼梦》这种方式,像苏童老师写《妻妾成群》就是用这种方式,开启得很好。另外一种就是像张爱玲,从清末小说的模式过来的。我这代是80年代莫言、余华他们对西方文学接受后的第二代作者,对它的接受程度更高。因为中国的出版界对外国文学的引进是大规模的引进,甚至引进了一些狭小的国家的作品,比如冰岛,你很难想象一个冰岛的作者的作品在中国会有发行,甚至马其顿的作家的作品在中国都有发行。

  中国就像一个海港一样,所有的鱼都游过来,我们这代作者对它的吸收是很惊人的。这种经验保证了我们是世界文学阅读领域最开放的一个国家,不像美国、日本,因为日本市场没有那么大,美国是一个封闭的市场,他们只认为自己的作家写得好。中国不能说是被打怕了,但梁启超时代那种说要向西方学习的遗脉还在,还是认为要向西方学习,整体还是比较谦虚的。

  澎湃新闻:你的小说有很多形式上的实验,比如这本里也有宋体和仿宋等不同字体,还有下划线等等这些,这些处理是你在写第一稿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的吗还是后来修改的时候才设计的?

  阿乙:一开始就有。我认为写作是一个开放的写作,应该容纳所有的方式和办法,这方面受了一些福克纳的影响。福克纳的文法、括号、字体的变化是很多的。我看过李文俊的译序, 说福克纳跟编辑讲好了,这里面没有一个字能不经过他同意就改,包括标点符号和字体都是不能改的,说明他在用这些字体来完成写作目的。我的也是这样,宋体里出现仿宋字体,这个话一定是心里将要说出来而没有说出来的。

  澎湃新闻:我也看过一种说法,说阿乙这些形式玩法,说明今天的文学已经走到了强弩之末的地步,但从另一方面这种花里胡哨的形式又很契合当下的生活经验,不知道你怎么看?

  阿乙:因为它需要,不是为了技术上的炫耀,我需要用这个方式来表达。我现在的心态要比三十岁以前开放很多,三十岁之前我会频繁地用短句、动词,现在用长句比较多,短句是更方便阅读的,而长句是会设置阅读障碍的,但现在对我来说,只要这个方式有利于表达,我就会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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