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中国雕塑“开渠”:刘开渠的雕塑人生

  “我愿以我走过的全部道路证明一句话,人生是可以雕塑的。”——刘开渠

  2018年8月15日,“刘开渠与中国美术馆”展览开幕式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精选了刘开渠最具代表性的60余件雕塑原作和相关珍贵历史文献,分为四个单元:“艺术启蒙与专业学习(1904—1933)”“为中国现代雕塑艺术‘开渠’(1933—1949)”“立民族之碑(1949—1978)”和“向新时代致敬(1978—1993)”。全面地呈现出刘开渠的艺术人生,系统地介绍他与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重要关系,他与中国美术馆事业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他对中国美术馆的学术定位、发展模式、作品收藏、画库管理等方面的开拓性贡献。

展览现场

  提到20世纪的中国雕塑,刘开渠是绕不过的名字,他1927年毕业于北京艺专。翌年赴法国巴黎高等美术专门学校,在著名雕塑家卜舍教授指导下攻读雕塑专业。1933年回国,任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雕塑系主任。1949年出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1951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院长,并被选为杭州市副市长。1952年调到北京,参加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兴建工作,担任设计处处长兼雕塑组组长,负责创作人民英雄纪念碑正面的《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支援前线》和《欢迎解放军》大型浮雕。1959年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1963年任中国美术馆馆长,他同时还是新中国城市雕塑的创业者,可以说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雕塑事业。

  担任第一届中国美术馆馆长:鞠躬尽碎

  “他在中国美术馆的最后一天是最劳累的一天,他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国美术馆。”刘曦林讲到。

  刘开渠1963年59岁时被任命为中国美术馆馆长,当时他还在中央美院教书,1966年文革开始,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斗,抄家和革职审查,直到1980年恢复中国美术馆馆长职位,正式到中国美术馆上班,并于当年8月8日,主持第一次馆长会议。

刘开渠工作资料

  刘曦林是1981年来到中国美术馆工作的,在他看来。刘开渠对于中国美术馆最大的贡献在于几个方面,首先是刘开渠想要将中国美术馆办成东方的“卢浮宫”,其次是收藏、研究和保管一体,刘开渠的收藏思想是:“收藏的时候不要太严,特别在艺术观念有争论的情况下,选择宽一点,艺术作品要经历过多年考验之后,再确定为社会的藏品,允许大家有一段争议。”在刘曦林看来这是艺术民主和艺术思想自由最好的体现;第三是美术馆要有长期陈列,刘开渠曾经设计过陈列方案,把中国近现代美术史系统呈现,但由于展厅太小没有实现,为此刘开渠还进行过政协提案,在提案中他讲到,中国美术馆急需修建画库及陈列厅,他建议有关部门重视中国美术馆的建设,尽快修建一座四千平米规模,有现代化保管设施的画库,为系统的陈列解放以来及近百年来的美术藏品,举办各种美术专题陈列,他又建议急需扩建规模为六千平方米的专门陈列厅。

刘开渠工作资料

  还有就是中国美术馆的建设问题,比如中国美术馆建设初期的厕所存在很大问题,还有就是没有电梯等等,最为重要的是对建筑用地的规划,一直强调要留好长远土地:“老师当时是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城市雕塑组长,他当时想,美术馆这个位置非常好,一定要在这周围附近扩大,往西是故宫,旁边还有北海等等,连成一体是中国的文化区,所以这条街不准建高楼,就是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不准超过美术馆的高度,这为美术馆保留了一个艺术的高度。”

刘开渠工作资料

  当然,刘开渠在政协提案中也提出过这一问题,他表示中国美术馆要修建画室、放映室、图书资料室、摄影室、会议室等附属设施,必须在美术馆周围备有可供长期发展的使用土地,并因此找到相关部门以文件形式确认,受法律保护。

  除了工作之外,刘开渠对青年人也非常的关心,刘曦林讲到当时刘开渠的办公室在中国美术馆西边的三楼,他在四楼,刘开渠经常爬楼梯去找他们聊天:“其中有一次就跟我讲沙龙,说在法国,他们经常参加沙龙,他说该严肃的时候要严肃,该自由的时候自由。讲到艺术,文艺政策也是这样,该严格的严格。你们想怎么写怎么写,想怎么画怎么画,你们不要老坐在那儿写文章,想出去画画就出去画,给我们这个自由,刘老制定中国美术馆工作条例的时候加了一条,要给学习美术创作的美术馆工作人员保留一定的创作假。”

刘曦林讲述刘开渠理论思想

  还有一次,刘开渠到四楼给刘曦林讲故事,看到刘曦林的头发很长就问到:“刘曦林头发怎么长?我说不剪头发,省时间还省钱多好。刘老讲到,同志啊头发可以长可以短的,没关系,我在法国的时候头发比你还长,咱们不就是要个风度,他从这个小事情安慰我,不要计较这些小事情。”

  还有就是,刘开渠带头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作品,在他之后很多艺术家也开始纷纷捐赠。

刘开渠在中国美术馆的文献资料

  “1993年的6月17号,这天我永远记铭记。”刘曦林讲到,当时是中国美术馆建馆30年大庆,上午刘开渠主持开幕并讲话,他已经89岁高龄还在主持美术馆工作,中午有招待会,下午又有人去汇报工作,由于政协主席要来中国美术馆参观,晚上接着开会,正好赶上当时刘开渠家的房子装修,晚上不小心滑倒摔伤,住院期间由于条件有限,交叉感染,一星期之后刘开渠逝世,刘曦林感慨到,如果没有这个意外,刘老还能为中国美术馆做更多的事情,没有他,中国美术馆不会有今天的样子,刘老给我们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

  主持人民英雄纪念碑:立民族之碑

  1920年,刘开渠考入北京美术学校,1924年进入西洋画系学习油画。偶然在《美育》杂志的封面上看到罗丹《青铜时代》雕塑,激起了他对雕塑深切的渴望。1929年开始,经过自己争取,他被当时主持南京大学院(相当于高等教育部)工作的蔡元培先生派往巴黎高等美术专门学校专攻雕塑——当时,中国还没有人被派出国学习雕塑。

  在国外学习期间刘开渠与蔡元培常有书信往来,1933年,蔡元培希望他回国发展中国雕塑事业,他同时还收到林风眠的信函和聘书,因此,毅然归国,受聘于国立杭州艺术院,担任雕塑系主任。刘开渠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去向蔡元培汇报自己在巴黎的学习情况。当时,坐在一旁的鲁迅说了句:“过去只是做菩萨,现在该轮到做人像了。”这句话对他影响极大,成为他一生雕塑创作的宗旨。他创作了大量塑造普通民众形象的作品,这其中作为有名的要数人民英雄纪念碑了。

展厅现场

展厅现场展示的文献资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是毛泽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的碑文,1951年2月27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给政务院的报告建设人民英雄纪念碑,1953年刘开渠由周恩来总理指名,借调北京负责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并从此一直留在北京工作。

  “1952年6月18日,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致函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关于刘开渠、萧传玖参加纪念碑工作,希望通过正式手续调用,因为刘开渠是杭州市副市长,拟请政务院调用。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致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呈请准将刘开渠、萧传玖两同志调会工作,由彭真、郑振铎、梁思成呈周总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殷双喜在研究中写到。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1952年—1956年创作完成,1958年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1952年6月19日,刘开渠确定担任美术工作组组长,但这一阶段刘开渠并没有立即到北京来工作。他是在1953年2月到达北京,3月便在北海团城国家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会议室,刘开渠出席纪念碑工作讨论会,这一会议的重要性在于对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会议认为,建筑美与雕刻美分不开,决定在工程处外,成立美术处(后来正式定名为设计处),与工程处并立,下设美术绘画组与建筑设计组(此二组原来均在工程事务处属下)。请梁思成仍兼建筑设计组组长,刘开渠为美术绘画组组长,在梁思成副主任委员未回国以前,美术处一切事务则由刘开渠组长完全负责。同时,建筑组与美工组的预算合在一起,由美术处统一掌握。

  1952年3月19日,在左府胡同2号召开了会议,刘开渠、萧传玖、滑田友、吴作人、张松鹤、阮志大、莫宗江出席了会议,会上正式成立了设计处,并讨论碑形问题。会议强调设计处主要掌握造型,工程处主管施工,因此,工程处应配合协助设计处工作。由于梁思成1953年2月—7月的出国访问,1955年1月生病住院,至10月才康复,自1955年起到1958年,纪念碑的主要工作是十面浮雕、碑文镌刻、花纹雕饰、环境绿化与灯光,工地上主要的业务领导则由刘开渠负责。

  “美工组于1952年6月拟定了十分明确的工作报告和计划,共分为三个阶段,其主要内容包括:(1)根据十块浮雕题材学习文件和近代史;(2)各小组根据题材内容需要访问收集素材;(3)勾出绘画初稿送上级和美术界征求意见;(4)讨论碑形和浮雕内容;(5)根据雕刻需要进行基本练习;(6)依照新碑形进行浮雕起稿;(7)分组考察体验生活,到各地研究古代雕刻;(8)整理修改浮雕稿送上级审查。我们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刘开渠对于浮雕创作的丰富经验和组织能力。”

《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1952年—1956年创作完成,1958年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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